镜片下的伪装作为全球知名的汽车品牌，宝马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却一度面临着售后人才短缺的问题。2005年，这家德国车企开始在中国遍寻合作伙伴，试图在中国复制德国“双元制”模式，一家处在转型十字路口的南京职校成为他们在华合作的第一家职校。 以南京为起点，这个项目在十几年后已复制、辐射至全国各地。目前中国有18家合作院校，为宝马培养售后人才近万名。职校推行的“双元制”模式、模块化教学支撑了宝马在中国的快速增长，也启发了合作院校的师生们。

　　还线米长的长荣海运货柜船长赐轮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这条掌握着全球约12%贸易运输的重要通道，因此遭遇数日拥堵。多达422艘船排在狭窄的运河口，等待着漫长的河道疏通和恢复。

　　在南京，职校老师褚新浩接到了劳斯莱斯中国公司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这次拥堵，将直接导致褚新浩原定的培训计划推迟一个月——他教学所需的一辆新款劳斯莱斯就在那422艘船的其中一艘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想过苏伊士运河堵船，和我会有什么关系。”回忆到此，褚新浩笑着对我说。

　　褚新浩是南京金陵高等职业学校汽车技术系的一名老师，同时也是劳斯莱斯在大中华地区唯一的华人培训师。每年3～4月，即将上市的新款劳斯莱斯会从英国漂洋过海而来，送到褚新浩所在的汽车系。然后，全中国仅有的几十名劳斯莱斯技工会分批来到这里，跟褚新浩一起学习新车的技术与知识，接受培训和技能认证，半年之后，待这些技师学成，新车才会正式上市。“我们是全中国第一批看到每年新款劳斯莱斯的人。”褚新浩以某年售价近千万元的劳斯莱斯幻影举例，那款车正是先经他之手，才送到预订此车的某知名富豪手中。

　　一般人很难将苏伊士运河堵船、劳斯莱斯以及中国职校这几大因素联系在一起，前二者代表着全球经济的跳动脉搏和售价不菲的顶级豪车，而后者则不太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一度被视作是与产业脱节、接收“差生”的兜底教育。但在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下称“金陵高职校”）中，它们却真实地产生了联结。

　　这所学校坐落在紫金山下，毗邻南京理工大学，以汽车技术系闻名。2022年10月，当我来到此探访时，一辆新款劳斯莱斯幻影车刚从这里被送回中国总部。不过在离校门最近的一栋教学楼，仍可见多辆宝马。宝马2023款325iM、530Li、740Li等最新车型停在教学室，过道中还有MINI等宝马集团旗下的品牌，让人不禁将之视作一栋“宝马楼”。劳斯莱斯同样属于宝马集团，后者选择将每年新车送来，是因为这里是宝马中国培训学院的基地之一，车牌上统一写着“宝马中国培训学院”，彰显着这些车辆的教学车身份。

　　从校园内部看，金陵高职校与普通学校无异，被教学楼和操场填满。但在整个学校，宝马的色彩与印记浓厚，校门的两侧分列着两栋和宝马相关的教学楼。左侧是机电楼，贴着宝马培训基地标识与logo，进门处竖起了一块块有关宝马的展板，摆满了黑色的办公椅，像是一家4S店的模样。再往里走的教室里，学生们坐成一排，穿着胸口带着宝马BMW标识的深灰色工服，在复习如何拆装这些宝马车上的装置。

　　这是宝马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培训基地。2005年，金陵高职校和宝马开展合作，开中德汽车产业的校企合作之先，共同在汽车系创办“宝马班”。项目后来更名为宝马售后英才教育项目（BMW Education of Service Technology，简称BEST），借鉴德国双元制的培养模式，为宝马培养售后人才。很多老师既是在编老师，也是宝马认证的培训师，学生毕业后多数进入宝马4S店工作。汽车系也参考了宝马的市场需求来建设专业，分为机电类、钣金喷漆类、售后服务、新能源和销售类等五大专业。

　　作为一门链条极长的行业，汽车产业的工艺精细、成本不菲。但只有来这里亲自走一趟，才能感受到汽车工艺之复杂、维护成本之高，尤其是对于宝马这样的豪车品牌。在机电楼，褚新浩要教会学生了解汽车的复杂构造和电路网络，学会发现故障，拆装发动机等装置。在机电楼对面，是另一栋“宝马楼”，学校内部称为“钣喷楼”，是汽车钣金与涂装专业的实训基地——汽车车身损伤和剐蹭几乎是每一个车主都会遇见的事故，这栋楼就主要负责解决这些问题。

　　上课时分，楼内阵阵金属的敲击声此起彼伏，节奏有致。三楼一间约80平方米的教室里，约20名学生正在用大小不一的锤子和机械，将凹陷不一的裸板敲击复原。这道钣金工序，将耗去他们半天时间。之后是喷漆涂装，学生们要穿上全套蓝色防护服，戴防毒面具，对损伤的车身涂装。首先是前处理，学生要用低转速的研磨头将腻子均匀涂抹，再给车身上漆。车漆共四层，作用原理不一：底漆防锈、中漆防水、色漆上色、外漆保护。每层漆要喷上两三遍，喷好后会在60℃的室内炙烤45分钟，再喷下一层。指导老师王超说，这道工序要求学生手速稳定，喷漆均匀，学生每天至少要练习半小时喷枪，“这样才能形成肌肉记忆”。

　　置身其中，外人不难感到这里与行业实践的紧密联动。教室里，除了在上课的学生外，还有一组南京本地宝马4S店员工也在此进行喷漆培训。他们身着白色防护服，与学生区别开来。这种培训班每月都有两期，寒暑假翻倍，是宝马对员工认证考核的必要内容。

　　所有车辆和耗材的成本，都由宝马集团覆盖。在机电楼里，几十辆新款宝马均由企业提供。“一辆车拆拆装装，就4～5年寿命，相当于每年10万元的成本。”褚新浩说。而在钣喷楼，每天喷掉的油漆和车身门板不计其数，一度引得其他4S店垂涎求购——这被学校婉拒。一块钢板价格在3000元、铝板5000元左右，最多只能练习3次。“差不多是一个学生一天的练习量，也就是说，一个学生一天就要消耗一块板，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本有多大。”王超说。

　　企业付之重金，是为人才的质量买单。王超说，每年招聘季，他都会接到很多4S店打来的电话，问他要人。来自宝马集团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该项目已经为宝马在华经销商网络培养骨干人才逾7000人，为高品质的销售及售后服务提供了保障和支持。这种校企合作模式从金陵高职校开始，到如今已辐射至全国18所合作职校。

　　2016年，项目启动10周年之际，宝马集团回到金陵高职校，二者共同举办了一场纪念庆典。现任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Jochen Goller）在庆典中表示，“BEST项目始终坚持采用与宝马全球同步、业界领先的培训模式及技术标准……为中国汽车行业以及宝马内部经销商体系培养并输送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从两栋宝马楼出来，再往校园里走，是学校的主教学楼。一层的大厅展板上，有一幅树枝状的图，记录着金陵高职校的校史。树枝绵延细长，分枝众多，记录下了学校悠久而复杂的历史。

　　金陵高职校的前身为成立于1999年的金陵中等专业学校，也称金陵职教中心，由当时南京商业职业学校、南京经营管理职教中心这两所省级重点职校合并而来。在此前后，学校经过多轮调整，在近百年的历史里先后由13所学校并入演变，2017年更名为南京金陵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漫长而波折的校史中，1979年是一个关键节点。其前身之一南京第十五中学，在那一年创办职业高中班，并在此后将高中部全部改为职高，成为江苏省最早兴办职业教育的学校之一。“我曾经问过老校长，为什么在当时就兴办职业教育，他说那是形势所需，当时南京作为省会，高中教育竞争很激烈，但高考升学率却很低，可能连10%都不到，教育部门开始提倡一部分高中自愿转型办职业教育。老校长有一些好友当时在企业工作，觉得职业教育急缺。”校长周乐山是学校复杂校史的一位见证者。他今年55岁，一头黑发，走起路来身姿迅捷。

　　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所普通高中改为职高，应该怎么兴办职业教育？办什么专业？学校并没有能力。周乐山说，学校能想到的唯一方式是找企业一起来办。南京工业基础不错，当时有很多国营工厂。学校找到南京市二轻局，引入其所管市内国企，采用一个企业承包一个专业的方式办学。“比如轴承厂就办轴承班、玻璃厂就办玻璃班这样，老师就是国企的总工程师，课程就根据企业岗位来设置，实训最开始就直接到工厂去。”周乐山1993年调到学校的前身南京经营管理职教中心工作。当时，这样办学的模式效果很好，学生出来就能直接上岗就业，企业也解决了用人需求，加之当时的中专毕业生拥有干部身份，学校一时非常火爆，国务委员都来参观过。

　　上世纪80～90年代，正值我国职业教育办学高峰。这种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也是当时中国职校的主流，被一些学者视作是中国版的“双元制”。学校设在南京最核心的新街口商圈，办得最好的是机械专业。一位校领导记得，她刚分配来学校时，竟然发现学校还有模具冲压车间和进口的数控机床，吃惊不小，“那可是在新街口，有这种场地和设备很难得的”。

　　“我现在有时候都会想，那时候是真正的职业教育，是真正的校企合作。”周乐山来到学校后，最初负责招生工作，场面尤其火爆，“出去招生是很荣耀的，有时候都要躲起来的。”有一年他去招生，结果找来的人太多，他只有躲在宾馆闭门不出，租了一个“大哥大”和学校联络。学校的录取分数线高于南京诸多高中，报名者络绎不绝。

　　转折点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国企大规模改制破产，南京市二轻局被撤，无力支撑合作办学。很快，大学开始扩招，职业教育让位于高等教育，进而是普通高中。学校地位逐渐滑落，生源一落千丈。与此同时，新街口开始腾退土地，学校面临着搬迁问题。“学校专业设置是按照市场需求走的，企业一倒闭，留下所有这些专业和设备，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周乐山说。2003年，学校迁出市区，搬至离市中心半小时车程的光华路。

　　怎么办？在世纪之交前后，中国打开了国门，引入大批进口汽车品牌。周乐山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写日本、欧洲汽车产业是如何发达，称它们是中国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此时，进口车作为一种通行工具，开始在中国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南京的街道上零星出现一些豪车品牌。秦淮区在2001年决定改造大明路，让这个街区慢慢聚焦起一些4S店和汽修厂，后来成为南京最大的汽车产业生态圈。

　　考虑到学校有办机械专业的基础，当时分管教务的周乐山就建议学校，不如将机械专业改办为汽车维修与技术专业。这一建议得到了学校认可，让周乐山负责筹办。但这个专业应该怎么办？周乐山没有底气，一头雾水。他在师范院校学习的是化学，并未接触过汽车和机械。

　　作为一位师范毕业生，周乐山首先能想到的，仍是传统的办学方式。他找了几位师范毕业的年轻教师，从大学里招了汽车专业的应届生，就开始办学。第一年招生，报名人数不少，哪怕这个新专业还没有一辆汽车，“汽车当时还是新鲜高档的事物，比较受家长认可”。三年后，首批学生中专毕业，其中不少进入了当时刚兴起的汽修厂和4S店工作。不过一年过后，周乐山和学校老师去调研，发现绝大多数毕业生在入职半年多后就选择了离开，转行去了其他行业。

　　“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学是非常失败的。”在那次调研的讨论会上，周乐山发言说，“如果这么持续下去，我们这个专业、这个学校是办不下去的。”

　　在2004年前后，走到十字路口的不仅有金陵高职校这样的职校，也有宝马这样的外资车企。

　　自1994年进入中国以来，宝马在中国市场维持着稳步扩张的节奏，成为大众耳熟能详的进口豪车品牌。但在2000年后，有关中国宝马车主的维权新闻不时曝出。2004年8月，一位北京宝马车主雇了3头毛驴，拉着一辆宝马七系车走上了西四环，引得许多市民和媒体关注。该车主表示，自己花了200万元重金购入的宝马760i车辆出现了许多故障，与宝马经销商沟通无果后，一气之下想到了以此维权。这辆七系车当时已行驶了23000公里，不算新车，宝马检测后发现硬件并无大碍。

　　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这种问题在于，当时宝马的售后保养和维护没跟上。2004年正是宝马准备大力发展中国市场之际，合资企业华晨宝马在酝酿中呼之欲出，将于一年后正式成立。此时发生的车主维权，显然不利于宝马蓄力中的品牌形象，建立一个强大的汽车售后人才培训体系势在必行。

　　宝马总部从德国派专人来到中国，开始在中国遍寻伙伴，搭建售后人才培训体系。德国企业历来重视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宝马集团现任董事长齐普策（Oliver Zipse）正是从“培训生”一路晋升，现任华晨宝销高级副总裁高翔（Sean Green）也是在16岁时以学徒工的身份加入宝马的，是德国“双元制”的受益者。“宝马在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无法从市场上直接招聘到充足的并且资质符合宝马标准的技师。”高翔如此描述宝马当时的处境。

　　在宝马总部德国，汽车售后保养与维修，归属手工业协会管理。这类行业协会是德国“双元制”的核心，负责对接校企双方。而在当时，金陵高职校为了办好汽车专业，已在一位教育界人士的牵线下，和德国巴伐利亚州上法兰肯区手工业协会（HWK）尝试合作办学，后者为他们提供了最早的两辆教学车。听闻宝马在中国寻觅合作伙伴后，HWK协会牵线让双方对接，试探合作可能。亟待转型的双方一拍即合，决定开展合作，学校提供场地和师资，宝马集团提供车辆与费用，共创校企合作的“IBT”（宝马技术导入培训）项目，最初主要定位是给宝马员工进行岗前培训。

　　周乐山回忆，当时学校被宝马集团看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校有与德国HWK协会的合作基础，同时也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宽基础、活模块课程模式”参研单位，正在进行模块化教学课程改革。所谓模块化课程，是按照实际工作过程中的各完整工作单元作为课程内容，进行这个工作单元的知识技能、态度的融合教学。这种方式一改过去的学科思维，能极大提高课程的实践性与应用性，是德国双元制教育的驱动力之一。

　　宝马在德国的课程体系即是模块化的，在合作后被引入金陵高职校，汽车专业的老师都要去听课。很多老师都是师范毕业生，对这种课程模式印象深刻。汽车技术系系主任刘娟娟说，那完全是“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前我们都是学科思维，比如发动机就讲发动机原理这些内容，但课程模块化了以后，发动机会被分为不同的模块，比如机械基础、拆装维修、控制基础、电喷诊断、燃油装置和废气控制等等。每个模块都是由一个专门的老师来上课。”

　　上课形式也很新颖。副校长方道生当年是汽车系一名老师，参与了宝马的前期培训。那时的宝马倡导小班教学，12人一组，按照组别分配小组任务，老师会设计每组任务，也不写板书。每遇到一个问题，上课老师就往移动黑板上贴一个小卡片，一节课下来能把小黑板贴满，全是授课中遇到的问题。宝马还提供了整车实操的机会，“以前我们学发动机，都是拆下来放在课堂上学，宝马是直接在它提供的整车上操作，真实还原了企业内部的操作场景，更趋近实战，对我们的技术提升帮助是比较大的”。

　　与学校合作之后，这种模块化的课程需要进行本土化的落地，学校要结合自身特色，将其改编为校本教材，这一工作由周乐山带着方道生等年轻教师负责。他们借鉴了德国的教学方式，摒弃传统教材，以汽车的维修培训手册为参考，用活页式的编撰方式，一边上课，一边编写教材。

　　每次上课时，老师都会发给学生几页A4大小的活页纸，纸上有固定的版式，对应相应的单元模块，师生们一边上课实践、一边按步骤往模块里填写实践内容，一节课下来，就填满一个小小的模块。如此积少成多，逐步累积成一本厚厚的教材。德国方面还派了两位专家进行远程辅导，每有疑难或需要统一标准的图表数据，学校都会和德方专家对接。为此，那两年时间里，很多老师晚上要熬到一两点钟。周乐山记得，当时自己每晚都在画图表、填单元，填好后通过QQ跟老师们讨论，再发给德国专家。“就那两年，我因为忙这个，头发全都熬白了。”周乐山指了指自己的头发，说现在的一头黑发都是染的。

　　在当时，这种模块化的校企合作教学还是非常新颖的。学校主编的教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自用，不被教育出版界认可，到2012年出版时，从内容、排版到所有细节都得学校亲力亲为去推动。类似的例子还有宝马提供的教学用车——2005年双方开始合作时，从德国运来的宝马车迟迟不能入关，海关对这批进口车的用途存疑，学校老校长姜峻为此在北京住了一个月宾馆，终于找到了教育部的一个司长出具了相关文件，证明这批车的教学用途。

　　2006年，首批联合培养的员工陆续毕业，企业反映积极。按照项目要求，每一名录用的员工，宝马要支付一定的培养费用，学校也会按照培训单元和天数来收取场地费，累积下来有数百万元之多。校领导认为，这可能是开创了校企合作中企业付费的第一例。学校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宝马集团也有意继续加大投入这一项目，让学校继续帮他们做培训。但这个时候，学校不同意了。

　　“按道理说，学校做一个培训就能有这么多收入，老师福利都能覆盖了，很多人就有点迷失，觉得继续帮他们做培训就完了。但是我们会觉得，我们是学校，根本目的是要培养自己的学生。”周乐山说，当时他们就跟宝马提出，要通过这套培训体系去培养学生。

　　宝马一度不同意，称双方合作不错，为什么还要去培养学生？从企业的角度看，学生培养周期相对较长，而当时宝马正在中国市场快速成长。学校答复：“我们是公办机构，立校之本是学历教育，而不是为企业做培训。我们做校企合作培训，最终的目的一定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把学生培养出来，能让学生获益。”

　　为此，学校在作培训之外，新设宝马学徒工项目，导入这套培训与课程体系，培训校内学生。首年，有12名学生从此毕业，进入4家4S店工作。项目就此开展起来，学校也开始了两条腿走路，一边为企业培训员工，一边培养学生。这一项目后来更名为BEST项目，到2016年项目10周年之际，金陵高职校共培育学生1032名，输送到宝马86家经销商工作。

　　18岁的曹瑾瑜正在一台宝马车前忙碌。他戴一副白框眼镜，穿着宝马BEST项目的灰色工装，在被升降机抬起来的宝马车前转来转去。这一天，他的任务是检查前轮制动装置，要一边用大小不一的机械工具进行拆装与检测，一边据检查结果填写表单，判断轮胎磨损程度、气压检测等。这一整套标准流程下来大概要20分钟。

　　曹瑾瑜今年四年级，一年前，他通过了学校考核，正式加入到宝马BEST项目（考核淘汰率约30%）。近一年学习后，他即将在下个月奔赴宁波的一家4S店实习，面试过程顺利。“父母在宁波，自己也想离开南京去闯荡。”曹瑾瑜说。他本来的专业是钣金和涂装，拿到了技能大赛二等奖，想着临行前多学习一点知识，就来跨专业上了机电专业的课程。

　　在汽车系中，像这样跨专业选课的学生并不少见。模块化的教学，将课程分为了不同的教学单元，一个单元负责一个模块，这个单元负责前轮制动，那个单元就负责发动机，以此类推。在学校里，这样的教学单元约有15个，其中9个技术教学单元、2个非技术教学单元、4个钣喷教学单元。

　　学生们采取了走班制的小班教学，每堂课一般由老师进行12人的小班教学。教室乃至教学楼也据此设置：一个教学单元通常由理论室和实操室组成，理论室即是教室，实操室则停着两辆宝马车，二者彼此相邻。这边上完理论课，那边立刻可以分为5～6人一组上手实操。

　　在职教领域，这种教学模式被称作“理实一体化”，是职教的核心所在。曹瑾瑜上课的这栋“宝马楼”是机电楼，完全按照理实一体化的要求而建。一位家里开汽修厂的同学告诉我，这种模式对他帮助非常大，“家里人修车的时候，只讲究效率，怎么见效怎么来，不在乎原理和流程，但学校就会给我们教授背后的原理，也强调流程的合规和重要性”。

　　作为学校的老师，褚新浩参与了这栋大楼的设计。2005年和宝马合作后，学校选派褚新浩去德国学习。他告诉我，除了模块化课程外，德国汽车人才的培训体系给他最大的启发就是其教学物理空间的布局，与他之前在国内所见的完全不同，“国内多数学校的汽修专业都非常大，看着就跟汽修厂一样。40个人一个班，一个老师上课要盯8台发动机，完全忙不过来”。后来，他将德国的设计搬到学校：教学单元理实一体化、楼内走廊宽大以便行车等。

　　这栋楼建于2010年，学校与宝马合作的第四个年头。当时，学校已开始用校企合作中的经验，来进行汽车系的专业建设。最早系里只有机电专业，2010年时，学校与宝马经销商召开了一次人力资源会。那时候，中国汽车市场开始步入高增长，学校在会上了解到，4S店的市场需求正变得多元，需要一些非技术人才等。于是，学校决定开设服务顾问、销售等专业。2015年，学校又开设了新能源专业。“主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跟着市场走，专业就这样慢慢延展出来了。”褚新浩说。

　　最能体现这种市场导向的，当属系里的钣喷专业。该专业建于2012年，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上愈发频繁的车身剐蹭与损伤问题。为了成立这个新专业，学校将一栋老楼特意改建为钣喷实训楼。虽然硬件搞好了，但更大的难题在于软件：根据校企合作要求，此专业既要能培养学生，也要为宝马经销商的员工提供培训——这就对学校的师资提出了更高要求。学校的相关老师，也要成为宝马的培训师。那时候，机电方向已有褚新浩等多位宝马培训师，而钣喷方向还一个都没有。

　　为此，学校开始鼓励老师内部转岗，学习钣喷这种新的技能知识。年轻老师王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转型的。今年30岁的王超是金陵高职校的毕业生，他2012年毕业于汽车系机电方向。毕业后去了上海发展，做过销售顾问，在那里接触到了一定的钣喷知识，后来回到母校成为一名老师。钣喷专业成立后，王超申请成为第一批教师，为此被送去进行宝马培训师的认证和考试。

　　宝马培训师分为两种，一种是既能授课又会技术的，另一种是只会技术的，前者可以做培训，而后者只能做一些技术顾问或指导，两种培训师都要经过宝马的认证和考核。王超最先在上海学习了钣金和喷涂，掌握了相关原理和技术，通过了两次为期6天的技术考核。

　　在北京，他又接受了授课的培训。王超回忆，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期。他们在北京上了两周课，每天都有宝马请来的资深老师给他们上课：内容包括如何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如何组织语言及使用媒体工具——不仅包括PPT和黑板，更有模块化的小卡片。课堂上的所有关键点，都被老师写在小卡片上，内容只有一个关键词。老师要求他们课后逐一铭记这些关键词，用自己的理解来重新设计课程，最后进行试讲。这是他们认证考核的内容之一。

　　“没有最好的课程，只有更好的课程。”老师当时强调，课程要一直更新、一直改，这让王超记忆犹新。宝马的老师还要求，关键词必须要有延展。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当时上课时，老师讲了敲钣金的锤子的使用事项，原本是5～10分钟就能讲完的技术细节，最后老师讲了1个半小时，并要求他们也要把每个关键点至少讲上半小时。“就是要求我们不断地延展和深化知识点，我们当时听完就觉得，这也太难了。”王超说。

　　培训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为了准备考核，王超和其他培训师每天晚上11点多才回去，中午就在教室吃泡面。来自各国各地的培训师们互帮互助，彼此试讲练习，如此反复训练，最后才通过认证。“入门这一道关是最难的。”王超说，如今他已是宝马的三级培训师，每年还需要参加一次宝马的资格认证考试。

　　经过如此检验的老师，既懂技术，也会教授知识，学校的专业和名号就这样逐步打响，老师也得到了极大锻炼。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褚新浩，他成了劳斯莱斯在大中华区唯一的华人培训师，学校也成了这个顶级豪车品牌在大中华区唯一的培训基地。

　　这次合作起源于2009年，劳斯莱斯将在中国推出新款车型古斯特（Ghost），需要提前对中国市场人员进行培训。褚新浩当时是宝马最高级别的培训师，集团考虑到他经验相对丰富，没有语言障碍，而劳斯莱斯培训量也不大，就推荐了他。褚新浩在当年10月被派往英国的劳斯莱斯工厂学习，完成了相关培训和认证后，他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位劳斯莱斯培训师。

　　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由于手续问题，那一年的古斯特无法进入中国，而上课必须要有车。新车型最后辗转到马来西亚，需要褚新浩去吉隆坡做培训。当时褚新浩的女儿刚刚出生，他也从来没去过外国做培训。没办法，两难之下，他只得在安排好家中事务后飞往吉隆坡。为了这次培训能够顺利进行，褚新浩事无巨细地承担下了很多琐屑工作。

　　“所有资料都是在国内提前打印好，然后我提前寄过去。资料有厚厚一摞，怕到了当地来不及打印。”褚新浩说，那次培训来了十几人，褚新浩上课时问他们，全中国劳斯莱斯有多少技师？下面回答：“全都在这儿了，一桌就能坐下。”培训结束后，褚新浩如释重负，说自己“到哪儿上课都不怕了”。不久后，劳斯莱斯在中国蓄力发展，将在中国的培训基地放在了学校，相关认证体系也交由褚新浩负责。

　　宝马在中国发展最迅速的年代，这种企业培训班，学校一年能做几十期，有老师最多一年要上200堂培训课。王超说，这种既培养学生也培训企业员工的校企合作模式，对教学的帮助很大。教师获得了成长，学生也受益于此——他们有了对市场动向的感知，从而不会丧失目标感，尤其是在钣喷专业。

　　周乐山说，学校生源多来自南京及周边地区，家庭条件相对较好，而钣喷专业需经常跟油漆和各种气体打交道，因此很多家长会不愿让孩子去学，所以相较于其他专业，学钣喷的学生相对条件会差一点，甚至有些会有一定的抑郁情结，刚入学时常陷入消极情绪和迷茫中。

　　而在职校里，学会一门技能会帮助他们获得成就感，逐渐摆脱迷茫。外界企业员工来此培训，也能让他们获得对未来相对清晰的认知。学生和员工通常一起实训，王超上课时，经常顺手就拿起企业员工做的喷漆涂装成品，给学生作参照。“我会拿几块板子，告诉他们哪一块是工作两年的师傅喷的，哪一块又是工作了5年的师傅喷的，学生就会对比，自己目前是什么水平。”王超说，一般有3年以上经验的师傅喷得最好，他就会告诉学生，这个师傅目前工资多少，未来做到售后主管和副总经理是多少。“刚进去一般5000多块，3年之后就能涨到1万块。学生们这时就会知道，自己靠着努力练习，几年后也能挣那么多钱，就有了目标和动力。”

　　2018年，钣喷专业的一位学生拿到了全国技能大赛的冠军，原本有直接保送本科院校的机会。这位学生家庭条件相对一般，他在仔细了解市场后，认为这门技能的市场需求大，收入可观，他能很快反哺家庭，最终放弃了保送，直接就业。王超尊重他的选择，但还是觉得遗憾。直到前段时间，男孩结婚了，王超去了婚礼现场，看见学生能这么快成家立业，在现场笑得开心幸福，瞬间觉得欣慰，“我们本来觉得有点可惜，但对他来说也许这就是最好的选择”。

　　2012年，宝马“学徒工项目”正式定名为“宝马售后英才教育项目”，即BEST项目，在杭州举行了全球发布会，成为一个品牌。在校企双方看来，这是一个三赢合作，它为宝马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撑，学校也因其做强做大了汽车系。项目甚至还与扶贫结合，办了西藏班、新疆班，帮助改变了很多学生和家庭的命运。

　　2019年，在宝马北京培训基地落户昌平职业学校时，高翔表示：“我们在中国的成功很大一部分源于对本土人才的培养，我们认为高水平人才是宝马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到2022年上半年，中国市场占宝马全球销量比例达到34.95%。

　　但在整个过程中，校企双方并不是没有过摩擦。首先是学生的管理上，项目旨在为宝马经销商培养人才，宝马最初只负责指派实习，很多经销商一度将学生视作廉价劳动力，在传授技能时更有所保留——王超曾被宝马派到一家4S店实习，“结果让我洗了3个月的车”。后来，学校提出企业要承担责任，学生要三方共管，并建立了黑名单机制。其次是经费问题，随着近年来汽车市场增长放缓，宝马开始要求学校承担一定设备费用，提出削减培训场地费等，学校就此讨论磨合良久，最后才力保了费用不削减。

　　项目开展16年后，也从学校出发，拓展到各地。宝马在全国各地复制该模式，先后与18所院校达成合作，将项目复刻到中国各地。学校也以该模式为基础，进一步与上汽通用、广汽本田达成合作，如今机电楼的三、四层，多出了宝马之外的诸多车型和品牌。每一年，从金陵高职校毕业的学生有几百人之多，其中BEST项目大概100多人，不占多数。

　　但这个项目的存在，却给了老师们更多有关职业教育的思考：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在于教授技能，更在于育人。几年前，学校曾对BEST项目毕业生做过一次追踪调研，发现学生到企业后有两个时间段离职率最高：一是刚毕业后一个月，二是实习结束前的最后一个月，堪称毕业即离职。

　　“前一种很好理解，学生刚到企业一个月后不太适应，毕竟条件没学校好，大夏天要整天站着，没有空调，很多学生可能还没做好吃苦的准备。后一种就比较让人费解了，我问过一些学生，为什么实习结束了就离职？学生说，带他的师傅说那个地方哪里不太好，自己打算离职了，学生一听索性也不去了。”褚新浩说，这明显是年轻的学生不太懂，被师傅劝退了。技术型行业的特殊性就在于此：行业里的师傅也是学生的竞争者，并不想自己被人抢饭碗。

　　为此，学校在技能之外专门开了两门课。一门是职业生存，告诉学生在企业里会遇见哪些人，如何与他们打交道，如何更好地融入；另一门是职业发展，告诉他们如何确立自己的目标和职业规划，要做长远规划，不要因小失大。课中一个常被讲起的例子是，有一位学长在4S店每月工资5000元，因汽修厂开了8000元的工资，就跳槽过去了。但汽修厂没有相应的培训和晋升体系，他很快遇到了发展瓶颈，几年后追悔莫及。“你们要想清楚：自己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要为了3000块钱就失去了长远的发展？”褚新浩常常这样发问。一项相关调研显示，BEST项目毕业生，忠诚度高于其他车企。

　　这种以“育人”为目的的理念，正在学校里推行开来，校园里可见“人文金陵”的标语，与其他学校所见的满园喜报与红色横幅不同。周乐山解释，他是希望营造一种人文氛围。“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职业教育的技能大赛，它跟我们的竞赛和锦标主义很像，带有一定的功利色彩，跟教育育人的理念是相违背的。”

　　与宝马校企合作走向成熟后，学校开始借鉴其模式，在校内推出了综合实践课程。学校打算通过更多与企业合作的实践，实现育人的目标。2014年，学校并入了南京旅游营养中等专业学校，拥有了烹饪相关的专业。综合实践课程的推出应用，就在这个系中展开。

　　烹饪是各地职校都会开设的专业，竞争激烈。那么应该如何找到自身的定位和竞争力，同时也让学生拥有更好的实践与成就感？2020年，国家提出要在校园内加强学生的劳动教育，周乐山想到，能否让这批烹饪学生走进中小学的校园，去教孩子们做饭。学校和校外一所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注册“拾味堂”的商标，开始进驻南京的中小学，实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联通。

　　最初困难重重，很多学校出于食品安全等问题考虑，一度不愿合作。但在一些开展合作的中小学，效果却很好：拾味堂也采取了模块化的授课，由12个模块构成。小学生以安全为主，不动刀动火，主做中西面点，中学生可学一些难度较高的中餐，以出国为目的的国际班学生则可以选西餐。

　　这种动手实践课程，让如今压力重重的中小学生得到了短暂的释放。周乐山在现场看到，小朋友们上这堂课很是兴奋，一个个问“老师你看我这样对不对”。在课后的感想中，一位小学生写道：“自从上了这门课，我才知道，妈妈每天早上6点起来给我做早饭是多么不容易。”还有一位孩子写道：“我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这门课上。”很多家长听完后，在现场直掉眼泪。周乐山说：“我现在55岁，都只敢说自己是半辈子，小孩子才几岁，为什么就说自己是一辈子？就是压力太大了，觉得未来灰暗。”

　　课程也让烹饪专业的学生得到了疗愈。这个专业重油重烟，很多学生长期在这种环境中，习惯了粗言粗语，也不太讲究卫生，缺少职业荣誉感。但在中小学生面前，他们不得不注意语言，孩子们表达出的无尽崇拜也增加了他们的成就感。周乐山注意到，一些学生开始学会讲究卫生，会把厨师的服装和帽子洗得干净后，再去给孩子们上课。

　　这当中，有一个男孩的变化让他印象最深。男孩的家庭条件不错，父亲在南京当地任高管。但这位父亲从小对儿子管教严厉，经常打骂，儿子则十分叛逆。上了初中，他的成绩一落千丈，父子关系降到冰点，儿子再也没有喊过一声“爸爸”。中考后，他被送到学校学烹饪，平日课上沉默，回家后也几乎不跟家人说话。

　　但自从开始教小孩们厨艺后，父亲观察到儿子有了变化。回家后，儿子会主动去洗衣服，其中厨师服尤其要烫洗，跟家人的话也慢慢变多了，会主动挑起一些话题，讲自己当天去教小孩子时一些好玩的事。父母听后，逐渐感到宽慰。

　　一天，儿子教完小孩们回到家里照常吃饭聊天。在饭桌上，父亲给儿子盛了一碗饭，儿子突然对父亲说：“谢谢爸爸。”父亲听完后，内心五味杂陈，悄悄抹了眼泪，当场没有吃下饭。

　　不久后，这名父亲特意来学校找到周乐山。他痛哭流涕地讲述了这个故事，越讲越激动。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就这样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哭了大半天。周乐山听后觉得欣慰。他不知如何接话，只是不停重复道：“真好，线人推荐